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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统治者曾对东北地区数次大规模用兵,意图收复辽东,而在这几次用兵中,候城均被作为军队攻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也充分说明了沈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到了辽代,沈阳有了较大的发展。辽先在这里建立了沈州,辽太宗又于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将东丹国(辽灭亡渤海国后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属国——记者注)举国南迁到了沈州,沈州人口因此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展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金末,沈阳毁于战火。经过了数十年的荒废弃置后,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改沈州为沈阳路,沈阳之名从此出现在了史书中。沈阳路辖今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辽阳市以及开原市。沈阳路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一座拥有5000多户、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州城。《明实录》中记载,考虑到沈阳重要的军事地位,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废沈阳路并同时设置沈阳中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三个卫所,三卫均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明朝于辽东地区设立的军政机构——记者注)。沈阳城驻军也曾达9000余人,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沈阳中卫城指挥使闵忠向朝廷上奏,请求改建城墙,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朝廷批准了闵忠的奏请,闵忠随即着手改建沈阳城,而改建后的沈阳城的城墙也由夯土城墙变为砖石城墙。当时的沈阳城属于中大型城池,在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区范围内的十几座城池中,沈阳城的规模仅排在明朝用于对女真、蒙古进行防御以及通商的边塞重镇辽阳城、广宁城和开原城之后,居于第四位。以当时的交通能力,由沈阳城向东经过抚顺两日之内便可到达建州女真的腹地,因此对于明朝而言,沈阳城在防守东、北方向的女真人方面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而沈阳城之所以会拥有如此之大的规模便也不足为怪了。在公元1619年春的萨尔浒战役中,沈阳城成为明朝军队的大本营,主帅杨镐便是在这里坐镇指挥了一场明朝与后金之间决定兴亡的战争。也正是在此役之后,历史的天平开始缓缓倾斜。盛京皇宫的建立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前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两代帝王的办公地与皇宫,同时也是清朝康熙直至道光历代皇帝东巡盛京期间的行宫。沈阳故宫的建立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便是努尔哈赤。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3月,努尔哈赤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3月,努尔哈赤再度率领八旗兵横扫辽东,最终攻下辽阳和沈阳在内的70余座城池。由于沈阳具有进可攻明朝、退可回萨尔浒的地理优势,并被认为是“龙兴”之地,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迁都后,清太祖便于城中心位置建造了大政殿与十王亭。大政殿与十王亭组成的建筑区域共占地近8000平方米,八角重檐式屋顶的大政殿位于北侧,十王亭(包括八旗亭和左、右翼王亭)位于南面两侧。后金的社会由集行政、军事等多个职能为一体的八个被称为“旗”的单位联合构成,而十王亭便是八旗官员聚集在一起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办公地点。其中,各个八旗亭是处理本旗事务之处(由北至南,左为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右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左、右翼王亭是协调各翼四旗事务之处,大政殿则可以被看作是八旗官员共同审案议事的“大衙门”。然而,大政殿和十王亭当时并不是沈阳故宫的一部分,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进入沈阳之时,城中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宫殿居住的建筑群,原因是沈阳城在此之前从未成为过都城。努尔哈赤于沈阳定都之初,其居住地为今沈阳中街以北的汗王宫(亦称“罕王宫”),《盛京城阙图》中记载其曰:“太祖居住之宫”。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建造沈阳故宫便在定都沈阳的第二年去世,其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即汗位,定年号为“天聪”。继位后,皇太极并没有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旧宫进行扩建,而是着手建造新的皇宫。皇宫的建造过程暂且不表,需要提的是皇太极称汗后的故事。努尔哈赤为汗时,曾设四位贝勒,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初即汗位之时,与其他三位贝勒共同主持朝政,皇太极临朝时,三位贝勒也并坐左右接受群臣拜礼。为强化汗权,皇太极先后除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同时挟制大贝勒代善,进而废除了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大汗一人“南面独坐”。在巩固了对辽东地区的统治并加强了自己在女真贵族中的权威之后,皇太极处理对内对外事务愈发游刃有余。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这位稳坐汗位的君主开始筹划将其居住的沈阳城建设得更符合国都的地位,并具有相应的功能。整个建设工程大约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开始,至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基本结束。除了所在地理位置没有改变,重建后的沈阳俨然成了一座拥有全新面貌的城市。外观方面,新城各方向城墙的高度和厚度都较之前明显增加。同时,墙体内外表面均使用砖石砌筑,更加结实整齐。新修城墙四面共设有600余个防御用的垛口,各城门外还建有半圆形的瓮城。此外,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各有一座建于城墙之上的3层角楼。沈阳城内的八座城门仍然沿用了努尔哈赤为辽阳东京城定下的旧名称,即德盛门(大南门)、福胜门(大北门)、天佑门(小南门)、地载门(小北门)、抚近门(大东门)、怀远门(大西门)、内治门(小东门)、外攘门(小西门)。这些门的名称分别用满文和汉文雕刻于门额之上,镶嵌在各城门内外以及瓮城券洞上方。新建的沈阳城面积虽然没有增加,但规制已与之前完全不同。城内区域划分由“田字”状变成了“九宫格”状,中心区域为皇宫所在地,其他的八个区域分别由八旗驻守。皇太极于天聪年间对沈阳城的这次改建,使沈阳城由内到外转变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具中国传统都城特点的城市。清乾隆《盛京通志》中记载:“创天坛,营太庙,建宫殿,置六阁、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尊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沈阳从此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地位超过了作为辽宁地区中心城市一千余年的辽阳。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十月,皇太极下令改旧族名“女真”为“满洲”,至此,满洲族(简称“满族”)之名正式诞生。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沈阳故宫基本竣工。也正是在这一年,皇太极于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是以公元1636年成了崇德元年。为完善八旗制度以及巩固对蒙古的统辖,称帝后的皇太极扩编了八旗蒙古,并设置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宜。此外,皇太极效仿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进而最终形成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结构,完善了清朝政府组织的构成与体制。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8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北京,沈阳故宫开始作为开国皇宫并被加以保护。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一次东巡盛京开始,沈阳故宫成为清朝皇帝东巡期间的行宫。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凭借国家强大的财力,大兴土木,对沈阳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和增建,沈阳故宫也因此变为由先皇旧宫和行宫两大部分构成的宫殿群,其间还分布有一些专门收藏宫廷文物的建筑。为表示敬重先祖、不忘根本,乾隆皇帝曾向沈阳故宫送去大量的皇室奇珍异宝。清代,被从北京移送至沈阳故宫贮藏的宫廷御用之物和内府秘籍近20万件。可以说,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对沈阳故宫的改建和扩建,这座清王朝的旧宫才得以重新焕发光彩,并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一同成为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而自乾隆之后,沈阳故宫便再未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1926年11月16日,在沈阳故宫的原址上,东三省博物馆筹办处正式成立,沈阳故宫的功能从此发生了转变,成为东北三省首家公立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故宫作为建立于宫殿遗址基础上且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博物馆,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沈阳故宫作为明清皇宫的扩展项目,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沈阳故宫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如今的沈阳故宫,经过多年保护和修缮仍然拥有着清王朝盛世时的风貌以及清代盛京宫殿建筑群完整的形态结构。其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古建筑100余座,500多间,分东、中、西三路排列,建筑分布高低有序、疏密有致,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独立建筑群。其中具体包括宫廷建筑群、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遗址、礼制建筑、宗教建筑、楼阁、殿堂、碑碣、牌坊、古建小品、造型园林、园林景观建筑雕塑等多种类型的建筑和景观。沈阳故宫是满汉建筑艺术融合的典范。与北京故宫相比,沈阳故宫更加具有满族建筑风格以及中国东北地方文化特色,反映出了17~18世纪满族的宗教信仰、社会政治制度、建筑装饰艺术、居住习俗,并体现了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结合,是研究满族文化与宫廷文化至关重要的历史遗存。此外,在古代建筑技艺与建筑材料发展方面,沈阳故宫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镇馆之宝那些事如今的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历史文化珍品。如清入关前使用的满蒙文信牌、清代皇帝使用的弓箭和刀剑、萨满祭祀用具、用于宫廷典礼的乐器、清朝历代帝后玉宝及玉册、明清书画、清宫御用陈设工艺品、清代织绣服饰、官窑制品、玉雕、牙雕、角雕、水晶雕、漆器和珐琅器等。而接下来要说的,便是其中两件堪称“镇馆之宝”的藏品。第一件藏品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宝剑。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四十余年的帅军征战使得大清政权能够和明朝角逐对抗,并最终定鼎中原。沈阳故宫博物馆所藏的这把努尔哈赤宝剑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遗留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唯一珍品,这把宝剑也被称为“清太祖高皇帝(开国皇帝谥号——记者注)御用剑”。宝剑为铁质,式样典雅古朴。宝剑全长80厘米,海棠叶形的铜剑首正反两面雕刻有人物,正面画面以松树为背景,中央雕刻的图案是一位头戴翘翅乌纱帽、身穿补服(明清时期官服——记者注)的官员,左为一童子捧琴,面对官员,右为昂首鸣叫的梅花鹿。剑首背面中央图案同为一位头戴翘翅乌纱帽、身穿补服的官员,其左为捧琴童子,右为回首望向官员的仙鹤。剑首上的这些图案有着“天(添)官赐福”“福禄(鹿)双全”“松鹤延年”的寓意。努尔哈赤宝剑的剑镡(剑柄与剑身连接处的突出部分——记者注)为双层铜片焊成,剑镡两侧各有一垂首张口的“龙头”,此兽实为“睚眦”(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龙九子之一,性好杀,多见于兵刃或盾牌上,用以震慑敌人——记者注),剑镡中部呈椭圆形,其上雕刻有纹饰,正面为跃出海面的鲤鱼,海面上太阳正冉冉升起,其有“鲤鱼跃龙门”之意,背面雕刻有一只卧于殿顶,回首望月的兔子,其寓意为“玉兔东升”(中国民间传说月上有玉兔,故称月亮为玉兔——记者注)。正反两面的图案也象征着日月乾坤。努尔哈赤宝剑的剑鞘为木质,外蒙鲨鱼皮,从剑鞘入口处至剑鞘末端,不等距离地镶有七道用以护鞘的铜箍,在鞘身较为显眼的位置上,有一处用铜片铸成的动物纹饰,此动物形象很是奇特,其为俯卧状,两爪前伸,宽吻圆眼,头颈处长有鬣(马、狮子等兽类脖子上的长毛——记者注),前半身较粗壮,后半身与后爪则成曲浪状宛如龙、蛇。从形象上看,这无疑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用四肢行走的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结合体。其前半身为虎的造型,其后半身应为龙的造型,因此努尔哈赤宝剑又被称为“龙虎纹宝剑”。然而这把精美又不失威风的龙虎纹宝剑并没有开刃。在戎马倥偬的一生中,努尔哈赤几乎每战都会亲临战场,而努尔哈赤在战场上使用的却是刀,因此这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不可能成为努尔哈赤日常使用的武器,它的真正“身份”是明王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的赏赐之物。明初,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东海女真三大部分。为了有效统治,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对其进行管辖。明王朝还于建州女真聚居地设置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祖籍为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境内)。努尔哈赤的祖父便是时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爱新觉罗·觉昌安。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2月,建州女真阿台部屡犯明朝边境,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攻打阿台驻地古勒寨(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乡西北古楼村)。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则做为向导,协助明军攻打古勒寨。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攻于是想救出孙女以免遭战火,便和他的第四子塔克世,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来到古勒寨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尼堪外兰竟设计诱使阿台的部下杀死了阿台,并打开城门,明军随后攻城,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被困于寨中,并在混乱中被攻打古勒寨的明军误杀。明廷自觉理亏,于是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送还给努尔哈赤,并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其祖父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也是那一年,25岁的努尔哈赤以复仇为名,凭借着“遗甲十三副”起兵,首先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并从此踏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努尔哈赤升任建州卫都督佥事、左都督。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努尔哈赤又因抗倭保边有功,晋升为龙虎将军。而努尔哈赤宝剑也成为明王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的实物证明。第二件要说的“镇馆之宝”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御用鹿角椅。这把鹿角椅距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清朝的第二位君主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御用之物,清朝入关后,历代皇帝也多比照此椅制作鹿角椅。其为清初极少数的传世文物之一,也是国家一级文物。鹿角椅由鹿角、木材和棕绳复合制成,外形类似“太师椅”,椅子高57厘米,靠背高63.2厘米。鹿角椅下半部为木制,饰以紫檀色。长方形的椅面长82.8厘米,宽52.7厘米,椅面中心由棕绳编织而成。椅圈由一副天然麋鹿鹿角制作而成,鹿角反扣于椅面上,为半圆形,鹿角总长184厘米,共有两根主干以及十二个鹿角分叉。其中,4个分叉作为与椅面接合的支柱,成为座椅的靠背以及两个扶手,其余8个分叉均匀地向椅子四周张开,左右各4个分叉,围在座椅周围。四条木制椅腿下部为四足托泥式(家具上承接腿足的部件。一些明清家具腿足不直接着地,另有横木或木框在下承托,此木框称为“托泥”——记者注),椅子前设有木制脚踏。座椅靠背为一块长方形透雕花板,其上部由桦木雕刻云纹,靠背两侧镶有金色透雕莲纹花牙板。背板两旁各立一根圆柱,用以加固和支撑鹿角椅圈。皇太极鹿角椅古朴而又不失华丽,可谓王者之风尽显。关于这把椅子的来历,根据清初期以满文撰写的史书《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亲自率军攻打明朝辽西大凌河城。其间,皇太极与侍卫驻扎于大凌河城附近的一座山上以指挥军队作战。一天,战场上的炮声震动了山林,林中走兽四散奔逃,突然,一头大鹿竟然越过壕沟,冲进了御营大帐。皇太极见此,便捕获了这头鹿,并将此鹿视为获得战争胜利的吉兆。皇太极御用鹿角椅上的那副鹿角之巨大,与记载中的较为符合,故据此推测,鹿角椅使用的鹿角便很有可能来自大凌河城之战中皇太极捕获到的这头大鹿。清代皇帝喜爱鹿角椅与满族崇尚狩猎有很大关系。满族把狩猎称作打围,并分成打大围与打小围。春、夏、秋这三季打小围,猎人多独自外出猎捕野兔、黄羊、山鸡等兽禽。冬至之后打大围,由族长带领,带着猎狗、猎鹰、弓箭、刀等捕猎工具以集体形式外出狩猎,大围通常持续20天左右,最长可达两个月。打围期间猎人每隔三到五天返回营地一次,族长对所捕获的猎物进行平均分配,人口多以及老人多的家庭会多分得一些猎物。八旗制度建立后,打围从此开始在各旗固定的狩猎山地内进行。(感谢沈阳故宫博物馆为本文提供相关图文资料)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陈鼎来源:中国青年报五年来,青岛十万名少先队员参与海水稻种植劳动教育“红领巾”和小稻种一同成长青岛的海滩不仅有海鲜,还能长出海水稻;青岛的少先队员不仅是孩子,更是万名“小稻农”。从2015年至今,青岛已有10万余名少先队员参与了全市少先队“劳动播撒梦想水稻种在我家”主题活动。在这一活动带动下,孩子们热爱劳动、勇于探究的精神渐渐萌生,青岛少先队工作的一项品牌也由此诞生。180天见证海水稻生长全过程

    怎么让少先队员爱上劳动教育课程?如何开展劳动教育才有意思?青岛少先队从精心设计的亲身体验活动中寻找答案。5年来,在青岛,从城市到乡村,队员和家长小手拉大手,小伙伴们竞赛比拼,历经180余天,参与一粒种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生命过程,最终见证高科技含量十足的“海水稻”诞生。用画笔描绘水稻的生长变化,用相机留下水稻抽穗拔节的时刻,用种植日记每天记录……队员们纷纷在家中设立水稻种植角,窗边、阳台上、小院里都留下劳动实践的身影。还有很多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了“红领巾水稻田”。富源路小学的队员们自己播种插秧、亲自收割水稻。崂山区育才学校将收获的稻米做成了白粥,借此契机开展了节约粮食的中队会,队员们喝了一碗还要再尝一碗,仔细品味劳动的滋味。不仅如此,队员们还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袁隆平院士。袁隆平专门写下“学习种水稻,培养兴趣,掌握知识”的话语,来鼓励“小稻农”。与袁老面对面,少先队员感觉科学家不遥远,还那么和蔼可亲,袁老对土地对国家深沉的爱,也深深感染了到场的每一个人。5年来全市累计500余所小学、10万余名少先队员参与劳动实践,3000余名少先队员获得“优秀小稻农”称号。青岛市少工委积极组织,贯彻落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意见》,培养队员劳动兴趣、磨炼意志品质、激发创造力。同时,深度整合社会资源和产学研载体,搭建劳动实践教育平台,为少先队员铺设劳有所学、学有所思、思有所得的成长路径。少先队员的种植过程和成果不仅有展示平台,还能在线上获得180天在线种植指导;11月份收获的季节,全市水稻种植成果展上,孩子们提供的满满稻穗、创意手工、种植日记、水稻画册都会一一呈现。“红领巾”公益课堂也专门为此开辟,定期邀请专家免费巡讲水稻种如何泡种、移栽、插秧等知识。公益课堂上,还通过视频等方式与少先队员分享全球土地盐碱化现状、袁隆平院士“择一事,终一生”的科研精神等。“通过此次活动,在家庭生活体验中,队员们加深了对劳动价值的理解,丰富了劳动形式,也初步构建了富有少先队特色的实践体验劳动教育模式。”青岛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胡晓妍说。播下科技硬核“小种子”在亲历海水稻生命周期的过程中,一颗颗科技硬核的“小种子”也在少先队员心中生根发芽。种植过程中,队员们随时可以在线上观看海水稻宣传片,了解海水稻对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巨大贡献。青岛市少工委多次组织少先队员们走进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感受高科技硬核“种子”研发的艰辛。在研发中心,队员们首先观看宣传片,对海水稻有基本了解,随后,参观实验室,工作人员用详尽的图片和通俗易懂的文字向队员讲解水稻的生长培育过程,并解答了队员们的疑惑。参观完研发中心,队员们走进水稻试验田,了解田间管理的相关工作。与水稻零距离接触,看一看正在成长中的水稻到底有多高,跟水稻进行一场身高大比拼。每一次参观,都会让队员们眼界大开,感叹水稻种植能够成功实属不易,感叹水稻中所蕴含的学问如此丰富。“当看到海水稻研究人员反复实验、记录、观察,不顾烈日当头,为国家作着科研贡献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由衷的尊敬。人生就要活得有意义,有意义的人生可以让世界、让祖国、让我们自己,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青岛三十三中学七(4)中队周祺这样感慨。“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劳动教育活动,而且是孩子与家长共同参与。从科研的角度看,青少年在儿童时期系统学习生物学知识,在家里做些实验是很有意义的,学习种植水稻可以启发他们的兴趣,培养孩子们从小学科学、爱科学的意识。”青岛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李继明博士说。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成长5年来,海水稻种植活动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支持与认可,家长在这期间,也给了孩子更多陪伴与鼓励。错过春天,还有下一季,错过成长,只能缺席。只有种过水稻才知道,要弯腰才能扶正秧苗。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在劳动实践的180天里,家长感受到的是孩子如同植物一般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5年间,青岛市少工委构建模式、统筹资源、搭建平台,逐渐在队员和成长中形成了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并不断扩展到整个社会。今年结合疫情防控需要,青岛市少工委利用互联网技术,向队员们提供线上水稻种植发布、培训、展示、评比等,还定期发布队员的种植数据、开展情况,引导队员们更好地参与其中。今年年底,青岛市少工委将组织水稻作品展,评选表彰年度“最佳小稻农”“最佳创意奖”“最佳组织奖”等劳动实践奖项。“每年180天的种植,少先队员们亲眼见证从种子到大米的全过程,这不仅是孩子的成长,也有父母的全程参与,相信这段日子会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宝贵的记忆。团市委也将继续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教育路径和优势,搭建平台,创新形式,把劳动教育做实做细。”团青岛市委书记张海军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邢婷来源:中国青年报“土帅”告急?李霄鹏争回一口气卫冕冠军广州恒大的首场失利,比主教练卡纳瓦罗预计的时间点早了不少——大连赛区中超联赛第4轮比赛,广州恒大0∶1不敌山东鲁能吃到本赛季第一场败仗,卡纳瓦罗在赛后发布会上直接表达出自己对弟子们的不满:“这不是我们习惯的节奏,训练中的东西没有打出来,处理球节奏太慢,整场比赛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我们在落后时才找回节奏。”采用分组赛会制规则的中超联赛第一阶段一共14场比赛,球队状态起伏当属正常现象,广州恒大有足够的能力打到赛区前四挺进争冠组,因此和卡帅的不满相比,山东鲁能主帅李霄鹏的“得意”更加耐人寻味。“对阵恒大对每支球队来说都是课题,大家都在想如何扳倒他们。”李霄鹏在赛前踩场训练时就表达了决心:“对恒大最大的尊重,就是击败他们。”

    李霄鹏将后腰莫伊塞斯撤到中卫位置,保证了面对广州恒大中前场逼抢时本队防线出球的效率,段刘愚和佩莱的锋线组合、蒿俊闵和费莱尼的中场梳理、金敬道和吴兴涵的边路突击,都是山东鲁能演练很久的战术套路,这套阵容在开场阶段给广州恒大施加极大压力,而在下半场看到胜利希望之后,李霄鹏果断用郭田雨换下佩莱,仅仅两分钟后郭田雨的右脚抽射便给山东鲁能带来一场殊为不易的胜利。李霄鹏的“战术胜利”,给在中超联赛执教的本土主帅打了一针强心剂——在这场比赛之前,3位本土主帅带领的3支中超球队一共打了9场比赛只收获1场胜利,本土主帅们的压力空前巨大。本赛季中超本土主帅的数量与上赛季相比“基本持平”——2019赛季中超一共4位本土主帅,执教武汉卓尔的李铁竞聘国足主帅成功辞别球队专心国足;山东鲁能主帅李霄鹏一个赛季全在坎坷中度过,最终联赛排名第5、足协杯决赛不敌上海申花的成绩并未让山东球迷感到满意;天津天海主帅沈祥福受俱乐部解散牵连离开中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上赛季把河南建业带至联赛第8却在本赛季开赛前突然被俱乐部宣布“下课”的老帅王宝山。目前河南建业主教练帅位空悬,只起用杨戟担任教练组组长,3场比赛2平1负难说球队未受影响。上述4位上赛季本土主帅,只有李霄鹏1人留到这个赛季,本赛季新补充进入中超的本土主帅,是河北华夏幸福队主教练谢峰和青岛黄海主教练吴金贵。谢峰走到台前顺理成章:上赛季他中途接手“救火”,从助理教练到主教练的晋升,得益于俱乐部和球员对他的信任,也得益于他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目前球队遇到的现实困难是外援到位极晚,整个冬训期间只有马尔康随队合练,这也是球队在新赛季开局阶段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好在苏州赛区8支球队整体实力差别不小,一场胜利就可以帮助球队跻身前四,这对于逐渐找到比赛状态的河北华夏幸福而言算是绝佳的利好消息。60岁的“学院派”教练代表吴金贵上周才被青岛黄海队“收编”。此前青岛黄海队外教迟迟不能归队,俱乐部在两轮比赛过后请来吴金贵出山,球队表现立即有了起色:1∶1战平上海上港士气大振,吴金贵说话也有了底气:“任何球队面临我们都会遇到麻烦,我接手这支球队不敢说让他们脱胎换骨,但我会让他们增加信心并有所提高。”16支中超球队3位本土主帅,这样的比例证明了中国足球的全方位落后,但希望就在这样的磨练中不断孕育生长:李霄鹏今年45岁,谢峰今年54岁,再算上43岁的李铁,他们和吴金贵一样,是中国足球必须积攒的“家底”。年轻的本土主帅们,需要更多的成长周期,承担起为中国足球“担纲”的重任——在谢峰、李霄鹏身后,是正在学习积累、等待机会的郝伟、陶伟、杨晨、张恩华等一批中生代职业教练,甚至可以包括刚刚走上管理岗位的李金羽、肇俊哲。自2002年国足打进日韩世界杯决赛圈至今已经18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甲A”升级至“中超”也有16年时间,年富力强的本土教练们虽然还没有在顶级联赛土壤中“百花齐放”,但种子正在发芽,按照业内专家的判断,再过一个世界杯周期,随着俱乐部的“务实”,本土主帅的数量和质量,都应该可以撑起中超联赛的半壁江山。本报北京8月10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郭剑来源:中国青年报科研乱象能否令行禁止“未经批准,违规转包、分包科研任务”“截留、挤占、挪用、套取、转移、私分财政科研资金”“不按规定上缴应收回的财政科研结余资金”“未按规定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监督执行”……这是7月31日发布的科技部令第19号《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某些违规科研行为的具体表述。《规定》明确了5类违规主体,针对6类违规行为制定了10项行为措施,适用的违规主体从以往各类文件中以科研人员为主扩展到了科技活动各环节的参与主体,特别是列明了第三方的科学技术服务机构及工作人员。有人评论这是我国科技行业最全面、最严厉的条例,首次明确了科技活动中的违规类型和处理措施,比如针对咨询评审专家的“打招呼”“走关系”请托等行为。《规定》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对于这一新规,有人叫好,认为是科研乱象的“解毒剂”,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有章可循;但也有人认为只是一剂“止痛药”,治标不治本,对于真正落地实施并不看好,最终会雷声大雨点小。8月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就此进行了专题讨论。与会专家的共识:科研管理要严肃和宽容并重“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要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严明的纪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清晰的规矩是万万不行的。2017年4月,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发现2012年至2016年,有107篇刊登在《肿瘤生理学》期刊上的论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被全部撤稿,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科技部经过认真调查后,作了严肃处理。李国杰谈了两点感想。第一点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做科研,但是申请人才“帽子”、评奖时托人帮忙,确实也很普遍。这是一股必须刹住又很难杜绝的歪风。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由评审制度造成的。如果不设这些人才“帽子”,评各种科研奖项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不知道评审人在评什么成果,“打招呼”的人自然就少。他介绍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评奖基本上采取同行推荐制,“打招呼”的人少多了。第二点感想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外界应尽量少打扰科研工作者。《规定》列出的违规行为中有一条“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李国杰院士认为这一条对工程性任务也许适用,对基础研究就难以判断是不是“随意降低”。因为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先安排,宏观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随机出现的。“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奇葩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的‘广种’,充分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边界,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李国杰解释,技术变化很快,及时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决策。如果过于看中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科技是否真的上去了就难说了。”理清造成科研歪风的内在逻辑“管好科研经费这只猛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黄铁军观点鲜明,他认为整治科研歪风,要先理清内在逻辑。他发现目前科技评价有一个错误逻辑:把科研项目多、经费多和科研水平高能力强划等号,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因此争抢更多项目和经费,这是“打招呼”和“走关系”等不正之风的重要源头。正常逻辑应该是,科研产出投入比高才表明科研水平高,同样的科技产出,消耗的经费应该越少越好。他希望借科技部《规定》的东风,铲除不正之风的土壤。科技体制改革不仅要简化环节,更要厘清科研经费背后的责任。他提出明确科研经费的责任,首先要把科技项目分类管理:自由探索项目和目标导向项目。两者的管理方式和责任主体完全不同。自由探索类项目是原始创新的主要来源,要发挥科研人员主观能动性,研究方向和内容由科研人员选定,评审专家和管理部门应该尽量少干预,因此,这类项目经费的责任主体是科研人员,科研管理的任务是优秀科研人员的遴选和动态淘汰。另一类是目标导向项目,需要从国家和行业需求出发,确定明确的目标和指标,设立的项目是否有价值,责任在管理部门和专家组,管理采用类似企业合同的方式约定和执行,通过竞争方式择优选择科研团队。同时,黄铁军也提出,在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看承担的项目多少和经费总数,而要看完成项目的过程和成效,对自由探索项目,需要说清楚为什么成功或失败,对目标导向类项目,要说清楚完成情况,包括是否有“差评”。这样,就有望遏制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盲目争抢科研经费的歪风,培养对科研经费这种公共资源的敬畏之心,树立科研经费“够用就好,多占为耻,浪费违规,滥用违法”的良好风气。好的科研氛围要从小环境营造“科技领域有各种问题,主要是我们时间积累不够。我们真正大规模搞科研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发展,靠改革。”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认为,科技部出台这样一个文件,至少给大家一个警醒。“我们现在的科研管理从制定政策上,是目标管理还是过程管理没有分清;另外还要区分科研经费的法律属性是什么,是靠合同法来处理,还是靠行政法来处理”。对于《规定》如何落实也有不同的观点。一位企业界人士认为,现在的科研管理规定把“法律、规定、道德”这三件事混在一起,有些行为触碰了红线是违法;有些违反了规定,问题是谁来监督谁来执行处罚;还有一些是道德层面的,解决办法是如何形成共同约束,形成道德规范。只有分清这三个层面才能有明确的措施。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计算系主任张晓东教授通过线上参与讨论。他认为,科研项目和经费只是工作的“燃料”,不是结果,不能把工具当成目的;要让获取科研项目和经费门槛低一些,但要大大提高评价研究成果的标准。对于体制文化造成的问题,李国杰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克服,一是科研管理部门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奖励和一些人才“帽子”;另一方面,各单位要营造自己的小环境,自己能判定人才和成果标准。积少成多,整个文化环境就会逐渐向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新玲来源:中国青年报

    8月12日电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秘鲁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48万例,达483133例,累计死亡病例21276例。秘鲁《公言报》报道称,当地时间11日,秘鲁新任总理马尔托斯宣布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以应对疫情近期的反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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