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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 出黑历史

    他不太关注那些虚热的讨论,倒是借由《她们》的写作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大多能被归纳为“女英雄”“贤妻良母”“荡妇”三类,这显得粗暴又狭窄。阎连科在以往的写作中,也从未在意过女性主义视角,但如今,他开始有了自觉意识。

    阎连科长篇散文作品《她们》。

    自由与消失

    《她们》是阎连科近10年写作的第14本书,但只是在内地出版的第9本书。未在内地出版的书中,包含三部长篇小说:《四书》《日熄》和《心经》。这三部小说的写作,他完全不考虑出版诉求,只考虑文学野心和写作的自我满足。

    阎连科在50岁前,他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写作改变命运”的样本。24岁开始,他因写作,在部队提干,逃离土地,一点点成名。只不过,当他在文学之路上低头掘进的时候,那些虚构的故事却让他和周遭的现实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50岁那一年,阎连科开始回望自己近十年的经历,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写作。

    以前,阎连科去医院探望一些老作家时,老人们总会在病床前诉说相似的遗憾:这辈子最想写的那本书没有来得及写。具体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病痛,有的因为其他琐事的耽搁。“我想自己一定不要有这个遗憾,就把想写的都写出来。”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于是他开始决定,不再考虑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不再自我设限。

    那部让他自己觉得自由的作品,便是《四书》。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广受赞誉。2014年,阎连科凭借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一奖项被认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

    彼时,阎连科生活的状态也在慢慢变化,儿子工作、结婚,不再需要他操心。他的房贷已经还清,自己还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一切都稳定下来。“之前还会在意一本书会挣多少钱,买房或换车。去了人民大学之后,我第一次把工资卡交给老婆,以后不再管这些。”多年之后,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些,都是轻松的神色。

    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就会发现,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写小说时,他笔下的世界荒诞、扭曲、阴沉,而写散文时,营造的氛围却亲切、明亮、温暖。他自己也能感受到这分野的存在,沉入虚构,他容许自己变得凶狠又癫狂,而一旦回到对于现实世界的回忆与描摹,他就会陷入对于家人的依恋。他曾经拼命要逃离的土地,如今在《她们》之中呈现出来,成了最重要的牵挂。散文对阎连科而言,像是长跑之后的喘息和休整,就像在小说里完成了一个凶煞的角色扮演,他需要用散文写作回到水面之上透一口气,让自己得以缓冲,也让自己能够与内地的读者见面。

    文学的意义

    现在,阎连科写作时,书桌上会放一本《新华字典》。这几年,他变得容易忘字。每写一页,会翻两三次字典,有时会发现某个字自己真的记错了。这让他想起日本作家德田秋生的晚年。德田秋生晚年半夜写作,时常忘记某个词语的意思,就把熟睡的儿子叫醒,向儿子确认某一个词的含义。“我基本上也到了这个年龄了。”阎连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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